劍南春酒坊遺址
四川綿竹城關鎮劍南春酒坊遺址，即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最初是劍南春集團進行棋盤街兩側的平房拆遷工程，由于發現了歷史文物，迅即轉為“搶救式發掘”。2003年至2004年之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對酒坊遺址進行發掘，最終用科學方法還原了“蜀中美酒”綿竹劍南春的釀酒工藝和昔日風貌，為中國酒文化代代傳承又奠定了一塊基石。
四川綿竹在歷史上是一個釀酒大縣。據史料記載，宋代中央政府即在綿竹設酒務監官或酒務稅丞管理酒稅（《宋史·食貨志》）。綿竹縣志記載，明代綿竹酒業凋蔽，清康熙年間復蘇，有釀酒作坊90余家，其中大曲作坊18家，“朱（天益）、楊、白、趙”四大酒坊最為著名。至乾隆年間，“綿竹大曲”已經聞名遐邇。宣統三年（1911年），“綿竹大曲” 獲第一次商業勸工會頭等銀質獎牌，1922年，“綿竹大曲”獲四川省勸業會一等獎。1961年，綿竹大曲更名為“劍南春”。2003年4月，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 考古發掘正式拉開帷幕，由資深考古學家陳德安擔任領隊，遺址面積為1.2萬平方米。此前，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工作，找到了載有棋盤街“天益老號”酒坊布局的歷史文獻，其主人姓名、酒坊規模、經營品種、稅賦征收等都已查實繪圖，并經當地老人指證，一一對號入座。
在“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次權威評選中，國內共有22個“重量級”考古發現參選，此前最受傳媒追捧的陜西岐山周公廟遺址，因考古發掘仍需時日而扼腕惜敗，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
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入選，出乎意料，也在意中。談到它當選的理由及學術價值，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徐蘋芳指出，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主要體現了兩個重要特色：一是它展現了傳統釀酒工藝的一個完整流程；二是遺址整條街“前店后廠”的格局完整清晰，全面反映了清末民初時期，綿竹這樣一個獨具特色的手工業城市的經濟狀況，這在以政治中心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古代城市里是很罕見的，很有新意。
徐蘋芳口中的這種“新意”，或許正預示著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新領域、新方向。縱觀前14屆“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結果，“以年代取勝”幾乎成了評選的一條金科玉律，歷史越古老越有價值，次次公布總以歷史年代為序，而且入選的幾乎都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考古項目，如上屆入選的商代甲骨文、黃河故道的漢代圖景、山西襄汾市陶寺史前城址等等。但本屆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以清朝至民國初年的“工業考古”項目擊敗了歷史久遠的周公廟遺址而入選，無疑是打破了“常規”，開了一個極好的先河。
評選活動有三個標準，即考古發現是否真實的具有“文化價值”、“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最有新意的“科學價值”，就在于它恰好是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即中國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過渡這一特定歷史“轉型期”的典型代表和實物載體。
以前，“以年代取勝”是評價考古活動的金科玉律。如今，“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越來越注重向大眾介紹具有里程碑性質和文化標志意義的考古大發現，不僅注重文化價值、歷史價值、科學價值等三大價值，尤其注重“新內容”和“新材料”。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的入選，無疑標志著“工業考古”這一新內容、新材料的注入，并且預示著中國考古界對近代工業社會考古項目的日趨關注。這種評選視野的拓寬，對于中國當-古界、對于整個中國社會來說都具有非凡的意義。
劍南春“天益老號”酒坊遺址的發掘是一次重要考古發掘，其規模之大，釀酒遺跡之全、保存之好超出以往的發現，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保護范圍：東至劍南老街東側入口牌坊，南至王麻巷,西至關帝廟西側圍墻,北至遺址區展示館北緣外延1米。
建設控制地帶：北至春溢街與明陽街交點五路口，南至三星街，西至南西路，東至劍南春老街東側入口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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