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陽洞溪書院
洞溪書院的前身是瀏陽張家坊例貢生張良贊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建于瀏陽張家坊文昌閣的義學。道光二十七年（1847）張卒后，夫人遵其遺囑，召集眾人商議，推舉鄉賢張祖德、李元善經理，并將義學改為書院，取名“洞溪書院”。
咸豐二年（1852）始聘名師啟館，時“遠近士子麇至，至齋舍不能容”。鄉人辦學熱情高漲，決意擴大齋舍，乃發起募捐。是時正值年歲豐穩，鄉人捐資非常踴躍，數年間共募得白銀17000余兩。此事驚動了湖南巡撫駱秉章，他專題奏請朝廷嘉獎捐資人士，以促進鄉村書院的發展。到咸豐十一年（1861）又捐白銀25320兩。瀏陽知縣鄧爾昌詳請議敘，湖南巡撫毛鴻賓冉次題請朝廷嘉獎。
同治四年（1865），里人張呂芾、李元善捐增經費。同治六年（1867）毀于兵火。兩年后始得修復，有大門、龍門、講堂、大成殿、文昌宮、魁星樓、攬英閣及主敬、存誠（作藏書處）、亦樂、斗文、敬業、誠意、志道、養心諸齋，另辟崇義祠祀張氏夫婦，梓敬堂祀有功于書院之知縣及捐資者，計有房屋4進40間。至此，洞溪書院規模始定，成為可與省城長沙諸書院媲美的學府。
洞溪書院雖系鄉村自辦，但學規嚴明。教學方法十分講究，而且數十任院長均系知名學者，如三中副榜的瀏陽西鄉舉人、瀏陽文廟的著名樂師邱慶誥，長于詩文詞賦、著有《云臥山莊詩鈔》、《云臥山莊尺牘稿》的大學者郭昆燾（郭嵩燾之弟），先后掌教過南臺書院、獅山書院、文華書院的長沙府著名經學大師袁懋森都在咸豐、同治年間先后主講于洞溪書院。
書院章程明確提出，“書院作育人材，全賴師長”。師長由首事擇其品學兼優者，自行聘請。每年2月1日起館，院長率肄業生童，謁圣入學，11月1日散館。學規規定“書院為造材作育之處，諸凡游戲事均不宜近，嚴禁牌賭洋煙，如犯者，稟明院長，逐出齋外”；又規定“生童住齋，要尊師愛友，謹慎謙恭，長幼之道不能偏廢，如有狠戾乖異，傲上凌下者，分別記過，其私自冶游者，立即斥逐”。書院紀律之嚴明，可見一斑。
每年招生監正副課各5名，童生正課10名、副課20名；每年官課4次，由知縣、教諭、訓導分別主持；每月堂課3次，經古課1次，皆院長命題，前者作文一、詩一，后者為古學、經學、史學、算學，兼出“四書”題。凡課試前列者有獎，其文則“另謄待選，交經理首事收入藏書閣候梓”。光緒間增藏圖書，并訂《領借藏書章程》。又增補讀、看、問、記4項課程，其為：六經、前四史、《明史》為“專精之書”，宜讀；性理、諸子、掌故、輿地及《泰西政書》、史志為“涉獵之書”，宜看；“問則舉讀看諸書之疑義”；“記則述讀看諸書所心得”。按生徒程度分班教學。頭班單為治經，雙為習史，上午為專精，下午為涉獵；二班每日上午習經，下午則單日看“四書”解及性理，雙日看《綱鑒》、《經世文編》、《泰西政書》。無論頭班二班除按課程學習外，皆得每天默“四書”，習古文，午飯后抄書習字1小時，傍晚吟詩，單為古近體，雙為試帖賦，晚飯后讀時文。
光緒二十五年（1899）刊《瀏東洞溪書院志》上、下卷。書院自開辦義學之初到改為學堂所經歷的60余年歷史在那發黃的紙頁間得以再現，字里行間留下的不僅是書院所走過的風雨歷程，更有許多深藏其中的東西值得后人深思，諸如士民慷慨捐資的重教精神，諸如嚴明學規的求學治學精神。
洞溪書院舊址現于洞溪中心完小，四周是青山連綿、流泉飛瀑，當地饒有名氣的八景（官橋古碣、云凍斜陽、石澗漁歌、桃林牧笛、龍山雪霽、仙巖望月等）環列四旁。100多年前，洞溪書院也就是這樣依山傍水地坐落于此。時光飛逝如電，現在校園內都是近些年來的建筑，洞溪書院已經蕩然無存�，F在校園一角的幾個石墩，恐怕就是洞溪書院那龐大的建筑群留下的唯一紀念。據洞溪中心完小校志記載，光緒末年，省城長沙廢書院、辦學堂漸成風氣，影響所及，清道光三十一年（1903）洞溪書院也改成了學堂。1930年9月，學堂又改名為“列寧學�！保撕蟛痪�，洞溪書院被毀。毀后不久，當地民眾又捐資重建了學校。此后數易其名，到1987年成為洞溪中心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