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古觀象臺

對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的考古發掘，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世界意義。歷經3年探測，已獲重大成果(見人民日報2004年1月30日有關報道)。它不僅確證了5000年中華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續性，而且為我們托出了一個清晰可鑒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廣泛認識價值的堯及堯的時代，并以其自身長久積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700年前的人文社會景觀突現眼前，在強烈的視覺沖擊中引發出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與古代文明的諸多現實回應與理性思考。

陶寺，位于襄汾縣東南隅。這次陶寺古城址的發掘自2001年春天開始，迄至2003年秋天，已獲得重大成果。3年來，共發掘面積1500余平方米，鉆探面積30多萬平方米。發掘位置介于襄汾縣陶寺村與中梁村、宋村、溝西村、東坡溝村之間。從考古發掘中所獲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發現并確認了陶寺早期小城、宮殿區和中期大城及墓葬，從發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墻和東墻遺跡中可以作出推測和判斷其城址平面為圓角長方形；發現并確認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區和宮殿核心建筑區；發現并確認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群和大量史前珍貴文物；發現并確認了陶寺遺址中的古觀象臺、倉儲設施和此前發現的扁壺朱書的”文字”符號、龍盤、土鼓、特磬、彩繪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獸面、玉鉞、玉戚等禮器、祭器與陪葬品；另外，還出土了一件至為寶貴的鈴形青銅器——這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銅器。

從陶寺考古發掘中獲得的所有成果都具有重要價值，它們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也都是劃時代的。

著名人類學家摩爾根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大抵都遵循了一個規律，即從“部落聯盟”進入到“國家文明”。而酋邦制則恰恰正是這一飛躍式過渡中的中間環節，它既具有一定的部落聯盟的痕跡，同時又更具有國家的特點和性質。陶寺考古發掘的重大收獲和重要意義，就在于它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實物與資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