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日報》貴陽分銷處舊址
《新華日報》貴陽分銷處舊址在貴陽市富水西路12號（原慈善巷8號），1982年2月23日經貴州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共貴州省工委領導下負責黨報發行的組織。
《新華日報》貴陽分銷處成立于民國27年（1938年）9、10月間。是租賃黎姓居民的房屋一間作為辦公室用。這是一棟普通的木結構老式平房，跨進大門，是一個大約三十平方的石板天井，坐東向西的是長三間有小樓的正房，對廳也同樣是長三間的木結構瓦房。在這個機構建立以前，黨中央為了宣傳抗日，傳播馬列主義，在一些國民黨統治的中、小城市相繼建立了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的分店，這些書店出售革命書刊的同時，也零售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當時設在貴陽馬家巷的《大公報》社，也出售少量的《新華日報》。由于讀者踴躍，門市上往往供不應求，兼之有些心懷叵測的人借搶購的手段來達到沒收的目的，使得一些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無法獲得黨報。民國27年（1938年）4月秦天真和鄧止戈由延安回貴陽主持中共貴州省工委的工作，在生活書店工作的黨支部書記熊蘊竹向他們匯報了以上情況，省工委作出了在貴陽設立《新華日報》貴陽分銷處的決定，恰在這時，《新華日報》記者秋江由重慶來貴陽采訪，省工委請秋江同志將設置黨報專門分銷機構的總圖帶回去研究，不久，總社表示同意，并頒發橢圓形橡皮印章一枚，盡管開展工作困難重重，但《新華日報》貴陽分銷處的成立，卻成為地下黨組織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一盞指路明燈。
《新華日報》貴陽分銷處的籌備工作是由曾經做過軍民通訊社記者的地下黨員吳同塵（現名吳之年）負責的，最初只是他一個人工作，后來業務開展了，實在忙不過來，就由吳直接介紹高中畢業后沒有升學的曾國琴同學協助，民國28年（1939年）初，還請了一位失業老工人幫忙送報，由于沒有工資待遇，不久離去，曾國琴也因考取了大學而不能繼續幫忙，分銷處的工作面臨停頓。中共貴州省工委針對這一情況，決定派剛由貴陽中學畢業的地下黨員郎德服同志去送報，派由沿河卸任小學校長的地下黨員陶祖鳴（陶冶）負責搞內勤，加強了工作力量。
分銷處的工作人員是沒有工資待遇的，經費來源除了從推銷報紙中得到批零間的差額外，沒有其它收入，每月又要付出相當高昂的房租，所剩的錢遠遠不夠三個人的伙食費，家具都是向熱心的讀者借用。遞送報紙，最初全靠走路，后來拼湊了一部單車，但用不久就壞了，最后還是貴陽中學的王啟漱老師送了一部單車，才解決了困難。
《新華日報》從重慶運到貴陽，不是通過郵局，而是由在貴陽客車站行李房工作的胡欽曾轉送的。報紙從重慶海棠溪車站運出時，就挾夾在旅客的行李中，裝在客車的后座，捆做一卷，這就避免了“查禁”、“沒收”的危險，躲過國民黨的層層封鎖，使黨報從未脫期，源源不斷地送到貴陽讀者的手里。
《新華日報》在貴陽的讀者絕大多數是地下黨員和黨領導的秘密讀書會的群眾，這是他們必須學習的重要內容，另外，一些進步人士和參加地下黨領導的“筑光音樂會”、“沙駝話劇社”的成員也有許多人訂閱。這些訂戶，有的是工作人員投遞，有的是自己到分銷處取報，連同外縣的一些訂戶，每天推銷報紙五百份左右。
民國27年（1938年），汪精衛投敵--，海內外愛國人士一致討伐，香港的印刷工人組織了一個“反汪工友回國服務團”，希望能回到祖國服務，卻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冷遇，無務可服，連吃飯也成問題。次年冬，服務團一行十一人輾轉去重慶的途中，來到貴陽，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挫敗投降活動，中共貴州省工委指示分銷處發動捐助運動，熱情接待這些人，通過黨員的個別相傳，捐助反汪工友的號召得到了廣泛響應，沒有幾天的時間就有一千多人到分銷處來踴躍捐款。這些捐款連同捐助人員名單（有的人用化名）匯寄重慶《新華日報》，并用“分銷處同仁”名義給報社寫信，鼓勵香港工友不屈不撓奮勇前進�！缎氯A日報》刊載了這封信和捐助人員名單及捐助金額，在報紙上用很大篇幅發表，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而國民黨政府則十分震驚。
“皖南事變”前夕的民國29年（1940年），白色恐怖籠罩著貴陽山城，一些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相繼被逮捕，面對著這一嚴峻時刻，黨組織為了保存力量，決定結束分銷處的工作，工作人員在最短時間內疏散隱蔽起來，次年元旦，分銷處工作人員正式撤離。
分銷處在貴陽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傳播革命真理，聯系群眾，擴大影響，配合地下黨在各方面的工作，是做出了一定成績的。尤其是在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白色恐怖下，分銷處的工作人員，忍受著工作上、生活上的重重困難，沖破特務們設置的種種障礙，為宣傳抗日，宣傳革命而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為貴陽山城的革命斗爭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新華日報》貴陽分銷處舊址保存至今尚好，為一木結構四合院平房，正房及對廳均為三楹瓦房，中間為庭院。分銷處租用的是坐東向西靠北正房，前后兩間，一為工作室，一為臥室。最近，貴陽市考慮結合中華路街景環境整治對文物進行維修，將原有居民遷出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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